无论是从卫生、经济、文化、政治等哪个角度，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们确知它已上升到全球高度，对全球各国家和地区造成了广泛影响。
从经济角度看，物流链被切断、商业活动受限、旅游业停摆、全球股票和期货市场大幅度震荡。
从社会文化角度看，疫情的爆发及蔓延给公众造成了困惑、焦虑乃至恐惧，考验着地域、社群乃至种族间的博弈，对国别交互协作的能力提出了“超级全球化”时代的严峻要求。
正如日本HSK事务局捐赠给武汉的医疗物资包裹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或如小米公司支援意大利抗疫的口罩包装箱上引用了古希腊诗句“我们是同一片大海的海浪、同一棵树上的树叶、同一座花园的花朵”所能朴素表达的真相那样，新冠肺炎已被纳入全球化叙事当中，尤其凸显了后现代社会全球化的“B面”。
在感染数、死亡率无差别统计的背景之上，在特效药物、治疗方案打破研究领域壁垒的联合迭代的基础之上，在信息的多向度传播和情绪的去中心化涌流的语境之上，在国际社会和国际经济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创伤之上，理论界一场关于全球化退潮的大讨论正在形成。
而这一讨论的底层逻辑和最终结果，笼罩着经济学家、执政者、文化研究者以及每一个身处后工业化和现代性社会中的普通人。
01
▶防疫隔离政策给市场秩序带来洗牌
英国《金融时报》在2月份的一篇社评中，将由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的态势以及造成的影响比喻为“一次去全球化实验”，它主要指的是各国和主要地区之间为了遏制疫情传播所普遍设置的流通壁垒，这些壁垒无差别地波及人口以及商品。
疫病又迫使各国各地区采取边境管控、物资集中、人员隔离等保护主义措施，打破一般市场秩序，而当疫病全球化的事实落地，则会造成世界经济体系各组成单位对全球产业链的“硬脱钩”（Decouple）。
以武汉为例，根据彭博供应链数据库显示，这座中国中部城市拥有500多家工厂及其他设施，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13位；整个湖北省拥有1016家类似工厂，在同级行政区域中排名第7，总部位于日本的公司在当地开设约54家工厂，美国公司设有大约44家，而欧洲公司约有40家。由于国内供应链断链，韩国、日本、美国等各地多家大型跨国汽车制造商和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不得不在短短几周时间内停产。
这当然可以作为中国“世界工厂”和国际生产引擎的重要地位的印证，但这并非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话语权的象征。
一方面，中国长期处于全球制造业“成本洼地”位置，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这一点，从中国占有全球口罩80%的产能却不拥有自主高端防护品牌可见一斑；而此次制造业“断供”，以及消费市场消沉，造成的最大伤害首先主要是针对国内经济。
另一方面，全球产业链天生具有系统脆弱性，这来自于传统经济全球化的分布秩序，是以发达国家规则分布产业链、寻找成本洼地的供给侧逻辑造成的必然后果。
这一现象在制造业最为明显，为了降低成本，企业习惯于采取全球多方采购、转移、分包的方案，尤其是将基础加工业外包（Outsourcing），而将资本高度集中于资本、技术、品牌和信息环节。
当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选择这一方案——而这正是传统资本利润驱动型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供应链就会发生大量高度重叠，带来了供应链的结构性风险，并使得经济胁迫和高风险事件的发生几率变得越来越不可控。
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深入、生产的专业性不断提高，同时，随着国内劳动力、能源、资源与环境成本不断上升，中国正在探索摆脱成本洼地身份的路径，寻找应对全球制造业布局新一轮调整的措施。
此次“硬脱钩”从时间周期和影响范围、力度来看都不可轻视，专家预言世界经济全局式衰退已成必然。
在此之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势必产生洗牌和重组，触发人们启动对传统全球化的反思，进而探讨一种新型全球化的可能性，而将供应链合理分散化的呼声一定会成为各国经济决策者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选项。
02
▶国际合作与全球医疗健康
从全球视角来看，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医疗和健康生态有着重要关系。
从发生机制上说，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旅游业的繁荣，人员和货物在国家间的流转以前所未有的强度提高，传染性疾病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速度因而快得惊人；一些与生活方式和个人行为相关的非传染性慢性病也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常见病和多发病。
虽然生物技术、基因技术革命和健康产业创新发明实现了国际共享，药品、医疗器械、治疗技术和免疫技术得以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输，但另一个事实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健康风险和健康福利在不同国家和社会群体中的分布是不均等的。
由于国际公共卫生产品和服务主要是通过经济全球化体系中的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渠道进行分配，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因购买力受限，不得不分担经济全球化增大了的健康风险的同时，却难以与其他社会阶层同等分享健康产业创新带来的福利；尤其是在公共医疗投资不足和社会保障体系薄弱甚至缺失的社会情况下。
而在抗疫方面，无论是资金、科研能力、应急反应能力，还是疾控系统的成熟度，大多数国家实际上仍然缺乏足够的保障。
流行性疾病大爆发的时刻，科学高效的国际合作被证明至关重要。
根据2019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团队提出的全球健康安全指数（GHS Index）显示，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仅靠自己就能有效抵御流行病的爆发。百分制之下，195个国家的平均得分只有40.2 ；在这个指数中，即使发达国家平均得分也不容乐观；中国在其中排名第51位，分数为48.2。
钟南山则表示，要应对疫情全球化态势，唯一的方法就是国际合作。
目前看来，主要负责国际公共卫生产品及服务的传统国际组织，如WHO，因为受到各国体制机制的限制，受到复杂多边关系的掣肘，反应滞后、话语权降维，越来越难以国际组织的身份地位承担国际压力和国际义务，但处于劣势的贫困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得不高度依赖WHO的规则和标准，其困难处境可想而知。
这一局面除了提示人们重新定义重大流行病的国际政治内涵以外，也对新型全球信息反应网络（GOARN）、国际援助体系、民间国际志愿组织等组织形态，以及由此得以建构的跨国公共卫生模型，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
这是一个复杂的政府间、与国际组织间的协作过程，在流通、共享的大前提下，如何打通机制体制壁垒，提升科研资源的开源性和安全度，优化和改进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如何加强国际医学合作，及时公开最新疫苗和抗疫病药物，使人类共享医疗科学发展成果，的确还有待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合作和制度创新。
而这正是全球化从追求“超级全球化”的体量，向全球治理进路转变的必经之径。疫情持续蔓延，全球同此凉热。病毒的全球化让人类的全球化遭受巨大挑战。
对于中国来说，2003年的SARS疫情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国内医疗和卫生系统改革的十年进程；当下，在经济和疾病双重全球化下，如何在防治世界性的流行疾病中，扮演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角色，也是中国面临的新课题。
03
▶后主权国家与全球治理的探索
边境管控、取消流通是一种紧急状态的极端措施，其引发的地缘政治争端和文明冲突加剧，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间地域、社群、族群乃至种族遭受的刻板印象、歧视和污名化当中，有不少体现，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有明显上升势头。这与全球化秩序理念相悖，而与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退潮现象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吻合。
政治经济学家郑永年曾表示，“全球化尽管造就了‘全球村’，但这个‘全球村’并不存在一个高于主权国家的政府。这便是问题之所在。”
理论界将全球化下的民族国家称为“后主权国家 ”，其所能享受的主权空间和国际社会契约之间的长短博弈，成为目前对全球化深化发展进程构成威胁的最大因素之一。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知名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其最重要的著作《全球化的悖论》中，提出了经典的三元悖论，即：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完整和民主政治三者不可兼得。书中指出，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完整和民主政治三者不可兼得。
《全球化的悖论》[美] Dani Rodrik
几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再一次将全球化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人们开始思索，全球化真的有利于全世界共同发展吗？作者尝试对此做出解答。
他同时指出，民族国家是全面全球化的阻碍，但民族国家确实推进了不完全全球化的发展；经济一体化和全球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存在根本矛盾，政治一体化的脚步，跟不上经济一体化的节奏；应对这种失衡，要么扩大规则到民族国家之外（政治正确 ），要么限制市场，但目前并不具备跨民族国家融合的社会、历史与政治条件。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全球化治理”进路的设想，认为强有力的全球性上层建筑，有权制定相应的监管条例和标准，保证法律和政治的管辖权和市场相一致，废除国界带来的交易成本；在此之外，它们还被赋予足够的问责权和合法性，将政治功能从国家的层次上升到了全球的层面。
他的设想，被称为“ 智慧的全球化 ”。
全球化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以及全球共同体意识的崛起。
虽然全球化从历史角度来看是一个基于经济和贸易发展的概念，但在当代，全球共同体意识越来越要求人们摒弃以效率和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转而关注区域社会价值观、社会共同目标。
大致从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以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立场当选而产生的关于全球化的更加深入或是收缩退潮的十字路口上，最重要的议题即是：
更宽松和理想的国际法是否能够留给各国政府足够的活动空间去应对全球化弊端，当今世界如何通过各个国家和主要地区的再平衡，来探讨全球化的新理念，通过对发达经济体国内体制、机制、规则、实践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的优先推行的反思，来摸索新规则、重塑新格局。
已有多数学者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后，人们将面对一个不同的世界。
在流行病学视角下，疫情究竟何时“退场”？在社会运行视角下，疫情带来的政经议题会在多大程度上凌驾于地方政治切身利益和个别性之上？而在世界一体化的视角下，疫情造成的经济、社会、国内小气候和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将如何作用于当下的全球化进程？
这些问题，有待人们用人类社会的既往经验、和对未知进展的探讨与研判一一进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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