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疫工作普法案例摘选

案例来源：中国法院网，新闻频道，最高法院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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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肆虐起来，国家对疫情防控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各有关部门和地方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但由于对防疫工作的法律认识不足，个别单位和个人经常出现一些不当行为，少数人对国家法律法令置若罔闻。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疫情工作的推进，陆续发布了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

一、快速调解企业间合同纠纷，服务涉诉企业复工复产

【案情简介】

梅州市中联精密电子有限公司、赣州中盛隆电子有限公司均为向测温仪生产企业供应线路板的供应链上游企业。2020年1月14日，因买卖合同纠纷，被浙江吉高实业有限公司起诉至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诉讼标的1600余万元，并经原告申请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疫情发生发后，法院了解到，两公司均是当地政府确定的疫情期间第一批复工复产企业，而案涉诉讼保全严重影响了企业购买原材料、发放工人工资以及偿还银行贷款。为保障两被告企业复工复产不受影响，经桐乡市人民法院积极组织调解，原被告双方于2月中旬达成了分期还款、逐步解封的调解方案。在法院的督促下，两被告企业按约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2月21日，法院解除了对两被告企业的全部财产保全措施，有力促进了疫情防控物资的正常生产。

【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既依法保障债权人诉讼权利，又坚持服务疫情防控大局工作，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对原告企业来说，货物结欠金额巨大，若不采取保全措施，其诉讼权利难以保障。对于两被告企业来说，迅速复工复产是保障疫情防控的当务之急，但流动资金的冻结限制了生产的进程。受诉法院积极作为，组织双方反复进行协商调解，最终就解除财产保全和货款支付事宜达成协议，短平快地解决双方纠纷，实现了原告企业权利保障和被告企业复工复产的“双赢”。

二、依法加强金融案件调解，妥善化解企业债务纠纷

 【案情简介】

康源农业公司是当地一家大型生猪养殖和肉制品企业，2011年向农行浮梁县支行贷款1亿元。贷款合同履行过程中，2019年6月，农行以康源农业公司怠于配合银行贷后管理检查、公司产品销售收入回笼资金与贷款金额不匹配、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等为由，下调了企业贷款征信评级并暂停企业使用电子交易信息平台，要求康源农业公司提前还款并诉至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认为，康源农业公司生产经营出现困难，主要是受非洲猪瘟及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影响，以致无力还款。为保障生猪生产企业正常经营和维护金融债权，法院积极奔走各方，耐心辨法析理，反复做双方当事人的协调工作。最终，双方本着互谅互让原则达成调解协议，康源农业公司同意增加贷款担保，农行恢复企业征信和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贷款合同继续履行。本案于2月17日调解结案。

【典型意义】

本案借款企业不仅是当地大型生猪生产供应企业，也是当地吸纳就业和纳税大户。法院如一判了之，不仅会严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还可能影响群众基本民生供应和物价稳定。景德镇中院在党委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积极协调化解纠纷，促成双方达成调解，为保障企业复产复工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出了积极努力。

三、依法加强司法服务职能作用，为企业全面复工复产提供司法便利

 【案情简介】

百灵医疗器械公司主要生产红外线体温计、电子体温计、血压仪等医疗器械。2016年11月28日，徐某某与百灵医疗器械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在履行协议过程中产生纠纷诉至法院。经二审生效判决，被告百灵医疗器械公司须返还原告徐某某1298400元，案件由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因百灵医疗器械公司未全部履行生效判决，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采取限制高消费等措施。疫情发生后，执行法院了解到，百灵医疗器械公司在此次疫情中被确定为浙江省36家重点医疗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之一，也是金华市唯一一家疫情防控急需物资供应企业。自疫情发生以来，该公司加紧生产，日均产能较高，但因前期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公司融资、扩大生产，无法满足当前抗击疫情的产能需要。2020年1月31日，百灵医疗器械公司向法院申请信用修复。执行法院根据前期实地走访和讨论研判，向执行申请人进行解释说明并经申请人书面同意，于收到百灵医疗器械公司申请的当天，决定对该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解除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限制高消费措施，不采取查封等强制措施，为企业贷款扫清障碍。百灵医疗器械公司被法院解除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限制高消费措施的当天，义乌农商银行就向该公司发放1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银行也将该公司的不良贷款转为正常。后该公司又顺利从杭州银行、宁波银行分别获得贷款100万元。

【典型意义】

疫情防控期间，义乌法院坚持统筹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审慎采取执行措施，全面贯彻善意执行理念，是加强司法服务职能作用的生动实践。人民法院对因处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导致融资困难、原料库存短缺等防疫物资供应企业提出的信用修复申请，经审查有正当事由并符合相关条件的，应暂时解除对其信用惩戒，促进企业复工复产，保障企业防疫紧缺物资的正常生产，服务疫情防控大局。

四、冒充省卫健委工作人员到口罩生产企业招摇撞骗

【简要案情】

2020 年2 月15 日，被告人计某某（无业）为获取大量口罩进行销售牟利，伪造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印章及公文，冒充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以调研为名到浙江省嘉兴市口罩生产企业某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其间，计某某了解到该公司生产的“KN95”标准的口罩全部被预定采购，获悉公司还有一条废弃的老旧生产线可以生产简易型口罩后，便要求重启这条生产线生产简易型口罩，并承诺其负责协调办理生产许可证，由政府直接采购该批口罩。该公司遂开始调配人力、物力组织简易型口罩试生产。2月18日，计某某为进一步取得公司负责人信任，联系嘉兴市电视台记者到该公司采访，后因记者怀疑其身份而案发。截至2月19日，某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简易型口罩半成品5000 余只，造成经济损失7000余元，公司生产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的正常秩序受到影响。

 【裁判结果】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计某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其行为构成招摇撞骗罪，应依法从严惩处。计某某曾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计某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据此，于2020年3月11日以招摇撞骗罪判处被告人计某某有期徒刑十个月。

【裁判要旨】

被告人为非法获取口罩，在口罩生产企业加班加点生产疫情防疫急需的“KN95”标准口罩之时，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蒙骗企业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调集人力、物力重启废弃生产线生产简易型口罩，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还干扰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对此类行为应依法从严惩处。

五、网上发布虚假口罩销售信息诈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简要案情】

2020 年1月28日至2月3日，被告人马某某在浙江省杭州市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民众急于购买口罩的心理，通过网店、微信发布其有口罩货源的虚假信息，并发送从网上下载的生产厂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等材料，先后骗得张某某、曹某某等9名被害人的口罩款合计93万余元，所骗钱款均被马某某用于网络赌博。2月3日，马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裁判结果】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某某在突发传染病疫情防控期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发布虚假信息，假借销售防疫物资名义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应依法从严惩处。马某某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于2020年3月17日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马某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裁判要旨】

妨害疫情防控刑事案件中，口罩诈骗案件占比达40%左右，其中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为主。本案被告人利用疫情期间人们急需口罩的心理，通过电信网络实施诈骗犯罪，短短几天时间即从多名被害人处骗取93万元，达到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其无法退赔，但具有自首等情节，依法作出判决。

六、境外回国隐瞒出境史且不执行隔离规定，致43人被隔离

【简要案情】

2020年2月29日至3月7日，被告人郭某某从河南省郑州市乘坐火车到达北京市，从北京市乘飞机经阿联酋阿布扎比中转，先后到意大利米兰、法国巴黎旅行，后乘飞机按原路线返回。3月7日，郭某某乘飞机从阿布扎比到达北京市后，乘坐机场大巴到北京西站，于当日下午乘坐火车返回郑州市。回到郑州市后，郭某某明知境外入郑人员需要申报健康登记和采取隔离措施，故意隐瞒出入境情况，且未执行隔离规定，返程次日到单位上班。其间，郭某某出现咽痛、发热等症状，仍多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入公共场所。3月11日，郭某某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与其密切接触的43人被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其工作单位所在大厦全楼封闭7天。截止目前，43名密切接触者均已解除隔离医学观察，尚无人实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裁判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郭某某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严重危险，其行为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郭某某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形势下，出国旅游返回后故意隐瞒出入境情况，不执行隔离规定，多次出入公共场所，造成43名密切接触者被集中隔离，单位所在办公大楼被封闭7天，社会危害严重，影响恶劣，应依法从严惩处。综合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认罪悔罪表现，于2020年4月3日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被告人郭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七、武汉来京人员不执行居家隔离规定出入公共场所，致28人被隔离

【简要案情】

被告人常某长期在湖北省武汉市居住。2020年1月23日凌晨，常某获悉武汉市将于当日10时关闭离汉通道，实施封城管理，即刻驾车带着妻儿赶到湖南省长沙市，当晚在长沙市乘飞机抵达北京市。1月24日凌晨，常某一家三口在首都机场乘坐出租车到达北京市房山区某小区，与其母亲、哥哥共同居住。其间，常某明知北京市采取相关疫情防控措施，未向社区报告武汉居住史，且不执行居家隔离规定，多次出入超市、药店等公共场所，并乘车往返北京市海淀区、门头沟区、房山区等地。2月16日，常某的母亲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2月18日，常某被确诊为无症状感染者（病原携带者），与其密切接触的28人被隔离。

 【裁判结果】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常某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武汉实施封城管控前，从武汉绕道长沙抵京，不执行如实报告和居家隔离规定，往返北京市多个地区，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严重危险，致20多人被隔离观察，其行为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应依法惩处。常某归案后积极配合防疫机构说明行动轨迹，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据此，于2020年4月3日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被告人常某有期徒刑八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