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变化与发展成为影响今年市场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2月份，全球经济学家都在测算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影响几何：新西兰龙虾滞销，韩国及欧洲的汽车工厂由于中国的零部件供应不足被动停产等等。而到了3月份，通过政府的强力措施，国内实现了对疫情的全面控制，工业生产和居民消费率先复苏，但海外疫情的爆发及全球经济恢复放缓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恢复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资本市场对GDP翻番的目标最为看中，但在疫情冲击下，国内复工较慢、欧美衰退、全球产业链受损的背景下，实现“翻一番”存在较大的难度，底线思维让大家对达成目标的内涵也产生了分歧。
当前市场阶段性主要矛盾是一个内在循环的三元结构：经济预期的调整→经济目标的调整→政策的调整，即疫情冲击下国内经济增长预期的不断调整，使得当前对中国的政策目标难以形成一致预期，未来政策变化将成为影响基本面预期的核心因素。
一直以来，盈利分析与预测是价值投资的核心，而企业利润增速又取决于经济增速与企业利润份额的变化。尽管长期来看，企业利润的年均复合增速与名义GDP 年均复合增速基本相符，但企业盈利增速在经济上行周期往往高于名义GDP 增速，而在下行周期中落后，这是由于GDP构成决定的。
按收入法统计，GDP 是四个要素之和——企业利润、劳动者报酬、税收及折旧。经济调整最先反映在企业盈利能力的变化上，其次才是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调整，同时后三者变化相对滞后和刚性，使得企业盈利的波动显著大于经济周期的波动，经营杠杆在其中影响折旧与ROE，从而进一步加大这种波动。而上市企业由于更集中于对宏观环境敏感的金融和周期性行业，使得表观波动更大。
结合Kalecki-Levy利润公式，即企业利润=投资+企业股息-家庭储蓄+财政赤字+贸易顺差，在当前投资需求不足，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仅一个宏观外生变量可以改善企业利润，即财政赤字。所以短期政府的经济目标以及政策力度是决定企业预期利润的核心变量。
回到当下，虽然疫情终将结束，但是短期我们很难准确地预判疫情的持续性以及对经济拖累的程度，所以对应与前瞻的预测同样重要。横向维度来看，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是经济的稳定器；纵向来看，龙头企业在供需关系具备强话语权，成本、规模、现金流优势凸显，需求端下行时安全边际高，同时具备产业整合的能力，需求端向好时优先受益于量价的反转。
中期来看，发达经济体中企业盈利超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依靠产业结构升级、企业国际化加快以及行业集中度的进一步提升。疫情的冲击使得我们有更好的价格去介入到具备优秀制造和供应链能力的中国企业去。
（作者常璐为太平基金权益投资部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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