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马克斯5月备忘录：任何自信预测未来5年、5个月的世界经济秩序，都是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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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李健

1.这段日子我常常被问到，“复苏将是V型，还是U型、W型或L型？”“在你经历过的危机中，哪一次和这次最相似？”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借助历史的视角……正如我之前所说，如果从未经历过某件事，就不能说知道结果将会如何。

2.因为许多控制我们反应的思考过程都与我们迫切地寻找过往模式并基于此而决定我们行为相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经济或金融危机发生后匆忙做出反应，也是为什么我们竭力确认V型、U型或L型等复苏模式的原因。但是在非常错位的环境下，我们发现这种方法有着严重的局限性。

3.正如我在最近几期备忘录中所阐述的，我认为，对于有关未来的观点，我们大多数人得出结论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偏见。鉴于目前乐观预测和悲观预测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以及不可能在基于事实和历史先例（因为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下面我将就偏见这一角色继续思考。

4.在如此不确定的情况下，对未来5年、甚至5个月的世界经济秩序作出过度自信的预测，都是愚蠢的。

（全文阅读完毕需30分钟）

从3月3日开始，我连续六周每周写一篇备忘录，但过去三周没写。首先，写作总是要结束的。其次，我尝试坚持一个原则：如果没有太多东西要补充，我就不写。希望你们觉得这篇备忘录值得一读。

多年来我反复提及的一个主题是“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现在我决定专门就此写一整篇备忘录。留在家中近两个月意味着我和所有其他人一样，比平常多出了不少时间。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把哲学沉思付诸笔端要比写时事分析和应对措施困难得多。

在阐述观点时我的引述可能略长，在此预先表示抱歉。不过，我想分享的真知灼见确实太多。

所有我们不知道的事

众所周知，目前我们在四个领域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或至少是非常特殊的）进展：疫情、经济紧缩、油价暴跌和美联储/政府的应对措施。因此，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这使得未来变得格外难以预测：

经济学领域是混乱和不精确的，所以有充足理由称经济学为“惨淡的科学”。与物理等“真正”的科学不同，在经济学领域，没有任何规则可以持续产生确定的结果，就像“如果a，那么b”。只有一些模式时常重复，尽管它们可能是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具备逻辑性的且经常被观察到，但它们仍只是可能性。

我在最近几份备忘录中提到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家马克·利普西奇

（Marc Lipsitch）教授的观点。在我引述他关于病毒的观察中，包括：（a）事实，

（b）基于以往经验的逻辑推论，以及（c）猜测。由于经济学并不精确，显然不存在关于未来经济的任何既定事实。经济学家和投资者试图从过去的模式中得出推论，但这些推论很难说是可靠的。在很多情况下，我认为他们的判断纯属“猜测”。

这段日子我常常被问到，“复苏将是V型，还是U型、W型或L型？”“在你经历过的危机中，哪一次和这次最相似？”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借助历史的视角。

但是，鉴于上文列举的特殊进展，与今天相关的历史情况并不多，甚至根本没有。也就是说，没有过往的模式可以依赖或者从中作出推断。正如我之前所说，如果从未经历过某件事，就不能说知道结果将会如何。

像今天这样的独特发展让预测格外困难，而上述四种情况同时出现，则让预测变得不可能。不仅逐一了解这四种情况存在困难，我们也更无法确定它们会如何相互作用。例如：

o美联储/财政部大规模、多方位的贷款、补助、刺激措施和债券购买计划是否足以抵消新冠病毒对经济造成的空前损害？

o重新开放会使经济活动恢复到什么程度？又将在多大程度上导致疾病再次蔓延并重启封锁？

对于投资者来说，未来在成千上万的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生，比如经济的内部运作方式、参与者的心理、外源性事件、政府行为、天气和其他形式的随机事件。因此，这个问题存在众多变量。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它有四个主要组成要素（新冠病毒、经济、石油和美联储），只考虑其中之一：疫情。现在来想想围绕疫情的所有问题：

有多少人患病，包括那些无症状感染者？

与受感染的人接触而导致另一人感染的可能性有多大？

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它的传播？

这些病例将是严重、轻微还是无症状的？为什么？

医护人员的防护衣、医院病床和呼吸机的供应是否充足？

是否可以成功找到治疗方法？它能多大程度上加快痊愈速度并阻止死亡？

致死率与年龄、性别和既往病史有何关系？这种疾病对年轻人的影响会恶化吗？

患过此病并痊愈的人会获得免疫能力吗？免疫效果会是永久性的吗？

病毒会变异吗？免疫是否对新变异病毒有用？

有可能通过注射抗体来预防感染吗？

形成群体免疫需要感染人数达到和中比例，从而才可有效阻止进一步传播？

保持社交距离是否会延迟群体免疫的实现？瑞典的方法更好吗？

疫苗能否被研制出来？什么时候能研制出来？生产和交付所需剂量需要多长时间？美国如何获得这些疫苗？

有多少人会拒绝接种疫苗？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疫苗接种必须年年更新吗？

病毒会屈服于温暖的天气和潮湿的环境吗？

病毒会永远存在吗？它会像“另一种季节性疾病”一样可控吗？

在以上问题中，我的想法又如何？我的观点是，很少有人能平衡所有这些变量而准确计算出我们的共同风险。这还只是新冠肺炎这一个因素。现在考虑一下与其他三个因素相关的许多问题。谁能回答这么多的问题，给出有效的答案，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根据它们的重要性适当地权衡各种考量因素，并对它们进行处理，从而得出关于病毒影响的有用结论？要同时考虑所有这些因素并得出比大多数人更好的结论，需要非凡的头脑。（我相信电脑同样无法胜任，特别是在没有历史先例可循的情况下要进行主观决策。）

评估未来时的挑战在于力求超过平均水平。

为什么这一点这么困难？

首先，预测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竞技场。论证是否能做出比他人更好预测的难度，不亚于论证市场有效性（以及主动管理的局限性）。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也在尝试，他们都不是无名之辈。他们中的许多人受过教育，聪明，精于数字，勤奋，积极并能够获得大量的数据资源和计算能力。因此，从定义来说，要超过平均水平并不容易。

此外，如上所述，经济学的运作是不精确、不科学和不持续一致的，因此没有一种预测方法或流程是持续有效的。为了说明随机性，我举一个例子，假设在我从商学院毕业时，有人给我一笔巨额预算、一群博士以及丰厚的经济报酬，让我预测每周日橄榄球比赛开球前掷硬币的结果，那我将会注定失败。没有人能够成功地预测由随机和不稳定因素所主导的事物。

现在，在类似于今天这样充满压力的时期，得出结论尤其困难：

[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表明，我们不过是在解释自己的想法，存在不同程度的复杂性的“推理机”。换句话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在填补我们叙述中的空白时，会使用大量基于过往模式的猜测。

在压力大的时候尤其如此，因为许多控制我们反应的思考过程都与我们迫切地寻找过往模式并基于此而决定我们行为相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经济或金融危机发生后匆忙做出反应，也是为什么我们竭力确认V型、U型或L型等复苏模式的原因。

但是在非常错位的环境下，我们发现这种方法有着严重的局限性。

纵观当前的环境，在供应、需求、健康和流动性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由西班牙流感、福岛地震和2008年危机中部分因素所组成的集合。但鉴于每一个事件的具体背景，我们从这些事件中所取得的经验的排列组合可能无穷无尽。

事实上，若对许多经济预测进行逐一比较，即使是类似的假设，得出的对于这场危机如何结局的结果仍可能是非常不同的。这可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尤西·谢菲(Yossi Sheffi)教授提出的“安娜卡列尼娜原则”的一例。套用托尔斯泰的话就是，所有幸福的经济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经济则各有各的不幸。

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假定对公共卫生或金融干预所得到的反应会是相似的。这个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观察的只是过去事件的普遍反应。但现实并非如此。（摘自瑞银Evidence Lab and Analytics的研究主管Juan-Luis Perez于4月22日《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

因此，有太多的原因导致预测十分困难，包括我们对形成未来的过程理解有限、其不准确的性质、缺乏历史先例可循、人们行为的不可预见性和随机性的作用，而目前异常的环境更令这些困难加剧。

4月16日，高级经济顾问尼尔·欧文（Neil Irwin）在《纽约时报》上作出精辟总结：

全球经济是一个无限复杂且相互联系的网络。我们每个人都会产生一系列直接的经济相互关系：我们所购物的商店，支付我们工资的雇主，给我们提供住房贷款的银行。但一旦延伸两到三个层次，你就不可能确切地知道这些联系究竟是如何相互联系并发生作用的。

反过来，这也表明伴随新冠病毒传播带来的经济不幸令人感到不安。

在未来的几年后，我们会知道当这个网络被摧毁，当数以百万计的相关性同时被破坏时，会发生什么。这可能会开创一个与近几十年来所盛行的情况截然不同的全球经济。

我完全同意欧文在文中所说的话。或者，用我一直以来最喜欢的一句话概括——出自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

“世界上有两类预言家：一种不知道未来，另一种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未来。”

既然提到了我最喜欢的名言，那么我也趁此机会分享一些其他我多年来收藏的关于这个话题的名言（我认为第一句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

无论多么精明，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所有的知识都是关于过去的，所有的决定都是关于未来的。——Ian E. Wilson（通用电气前董事长）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

人们只能预见恰巧符合他们意愿的未来，而那些最为明显的事实在不受欢迎之时将被忽视。—乔治·奥威尔

预测创造了未来可知的海市蜃楼。——彼得·伯恩斯坦

我从不考虑未来——它旋即就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在未来到来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在此之前，不要管它。——埃斯库罗斯

预测通常告诉我们更多预测者自身的情况，而并非未来。——沃伦·巴菲特

我想这下您明白了我的观点。我坚信未来不可知，并与该观点相处融洽。

虽说如此，但我承认的是，这些言论过于简化，也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有一些关于宏观未来的事情我们是了解的。问题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事情也是人尽皆知的。例如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约2%；冬季取暖用油消费增加；以及大量购物正向线上转移。但是由于每个人都知道这些事，它们显然对于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不大可能有太多帮助。如上文所述，大多数人预期会发生的事情（即一致预期），根据其定义，无论何时都会及时体现到资产价格上。由于未来通常与过去非常相似，大多数预测，特别是宏观预测，是基于近期趋势和当前情况而作出的推断，因此也已经反映到价格上。而由于这种推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恰当的，多数人的预测也基本上正确。遗憾的是，由于这些预测已经体现在证券价格上，大多数推断也就无法成为取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的来源。

那些能带来巨大利润的预测则需要准确预见与过去相比存在巨大偏差的未来。不过作出这样的预测首先非常困难，而且极少是正确的。因此，大多数与趋势偏离的预测也同样无法成为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的来源。

概括而言：（一）只有正确预测一个非常不同的未来才有价值；（二）我们很难作出这样的预测，（三）而这种非常规的预测极少是正确的，（四）因此很难成为高于平均水平的预测者，并且（五）只有高于平均水平的预测，才能带来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

难题就在于：

投资是一门巧妙部署资本以从未来发展中获利的艺术。

大多数专业投资者力求获取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即他们希望跑赢市场并赚取费用）。

但根据上述逻辑，宏观预测应该无法实现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

而很少有人愿意在宏观未来不可知理论的前提下进行投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能理解预测的困难，但却不愿公开（特别是对自己）承认对未来的无知，所以往往很容易忽视预测的困难。

于是他们不断尝试去预测未来的事件，这导致投资界产生了大量的预测。

正如我在最近几期备忘录中所阐述的，我认为，对于有关未来的观点，我们大多数人得出结论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偏见。鉴于目前乐观预测和悲观预测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以及不可能在基于事实和历史先例（因为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下面我将就偏见这一角色继续思考。

投资者会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无视或否认自己的偏见。如果存在导致我们的决策流程不够客观的因素，我们就应该直面这一事实，以免被这些因素所左右。

我们的偏见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但它们的影响力巨大。当我读到那些探讨为新冠疫情提供足够检测或为小型企业提供支持有多困难的报道时，我为自己警惕性的观点得到印证而感到欣慰，并在思想上会轻易接纳这些。可是，当我听到探讨重启经济的好处或者可能形成群体免疫的报道时，我脑海中会同样轻易的跳出反对的观点，而我的担忧丝毫没有减少。这里正是“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的一个典型例子：

一旦我们形成某种观点，就会积极接纳确认这一观点的信息，而无视或否定质疑这种观点的信息。确认偏差表明，我们没有客观地看待情况。我们会选择那些让我们感觉良好的数据，因为这些数据确认了我们的偏见。

因此，我们可能会陷入自我假设的牢笼。（摘自2015年4月23日发表的《今日心理学》，赫什马特（Shahram Heshmat））

就像保罗西蒙（Paul Simon）50年前写的《拳击手》的歌词一样：“……一个人只能听见他想听见的并否定其他所有的。”

虽然我过去并不知道这一理论的名字，但长期以来我一直都有意识到自己存在偏见。在近期的一份备忘录中，我讲到50年前的故事，当时我是花旗银行的办公设备行业分析师，有人问我，谁是最优秀的研究施乐公司的卖方分析师。我的回答很简单：“和我观点最为一致的某某人。”大多数人都不太可能高度肯定与他们持有相反观点的人。所以当我们考虑引用哪位经济学家的话、尊敬哪位投资者和从哪里获得信息时，很有可能他们的观点和我们的一样。

当然，极端的说，这导致了美国如今不幸的两极分化。新闻机构几十年前就意识到，人们喜欢消费那些证实他们观点的报道，而不愿质疑自己的看法（或保持中立）。很少有人关注反映不同观点的媒体。大多数人只看一份报刊、一个有线新闻频道或政治网站。而其中公平反映出事物正反两面的为数不多。所以大多数人听到的新闻内容与辩论台另一方听到的完全不同。当你听到的所有事实和观点都印证你的想法时，你在精神上会比较放松，但并不十分充实。

理想的情况是怎样的？一个冷静、思想开放和客观的过程。如果这些都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所有人不是都会更好吗?

赞扬怀疑的精神

我最喜欢的另一个讨论主题，是承认我们的无知有多么重要。抱歉，我在这些备忘录中一再重复这个主题。

首先，如果我们想在投资上取得超越他人的成就，需要制定一个战略。帮你走向成功投资的道路可以有多种构建方式，比如：对公司、行业和证券进行深入研究；套利；算法投资；因子投资；甚至指数化投资。但如果我对宏观预测难度的看法是正确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宏观预测不是其中之一。

其次，或许更重要的是，过度相信预测，对你的财务健康而言可能是较为危险的。引用马克·吐温和其他几个人的名言概括再合适不过了：

让我们陷入困境的不是无知，而是坚信已知的谬论。

寥寥两句，却蕴含着极大的智慧。任何以“我不知道，但是……”或“我可能是错的，但是……”开头的说法很少使人陷入巨大窘境。如果我们承认存在不确定性因素，我们就会在投资前进行调查，反复检查我们的结论，并谨慎行事。当时机合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进行布局优化，但不大可能会突然遭受重创或崩盘。另一方面，那些自信的人可能会放弃这些做法，如果他们十分确信而错判了，如引言所说，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从这方面来看投资是富有挑战性的，与其他许多领域一样。主动投资者必须充满信心。耶鲁大学的大卫·斯文森（David Swensen）说得恰如其分，正因此我常常在备忘录和我的书中引用他的话：

建立并维持非常规的投资组合，需要投资者能跳出舒适圈而接受特殊的投资组合，这些投资组合在常规投资人士看来可能是极不明智的选择。（摘自大卫·斯文森的著作《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

要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您需要敢于与别人不同。正如我在4月6日的备忘录《投资校准》中回顾斯文森（Swensen）所述，所有伟大的投资都始于令人不适的环境，因为每个人都喜欢且感觉良好的东西不大可能是“便宜货”。但是投资那些不受青睐的领域——冒着不随大流和似乎犯下重大错误的风险——需要信心和决心。在投资者的才智逐渐得到验证并最终成为赢家之前，投资者需要坚定的信心在价格下跌时保持持仓，甚至也许以更低的价格增持。同时，投资者冒着可能放弃至今所取得的部分收益的风险，继续持有一项其认为仍有上行潜力但已有较多升值的投资同样需要信心。

可是，什么时候基于理性的自信会变成傲慢和固执呢？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只有在投资主题最终被证实正确并如预期发展的情况下，保持持仓并在价格下跌时增持才是一个好主意。换句话说，什么时候才会考虑到你可能是错的？

自我投资生涯伊始，就始终对不确定性有所感知。但我不认为这是件坏事：

“心惊胆颤地投资”——更富有修辞的说法为“采取适当的风险规避”——将推动投资者开展详尽的尽职调查，采用保守性假设，坚守充足的安全边际避免亏损，并且只在潜在回报至少与风险相当的时候进行投资。事实上，我认为担忧会让投资者更加专注。小心翼翼地投资会减少犯错的次数，尽管代价可能是无法最大限度地从牛市中获利。

当我在1978年开始投资高收益债券时，以及当我和布鲁斯•高树（Bruce Karsh）在1988年首次瞄准困境债务时，似乎很明显的一点是，在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的投资领域，通往长期成功的道路在于避免损失，而不是瞄准最高回报。这使橡树得以发展至今，而许多我们曾经的竞争对手已不复存在了。

我可以告诉您，在金融危机中，雷曼兄弟破产后我们都感到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您没有感受到，那就有问题了；因为当时金融系统很有可能崩溃。当我们开始投资买入的时候，布鲁斯经常来找我，说：“我觉得我们的投资速度太慢了。”第二天，他又说：“我觉得我们的投资速度太快了。”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2008年最后15周以每周平均4.5亿美元的速度投资。我认为布鲁斯克服疑虑的能力帮助他找到了正确的投资节奏。

“处理你不知道的事情”这个话题让我想起了几年前看到的一个短语，我认为它很重要：智识谦逊（intellectual humility）。文中第一次引起我注意的部分是：

杜克大学的一项新研究表明，“智识谦逊”在个性特征中可能像派对中舞池边的壁花一样，在学术上获得的关注远远少于自负或敌意等傲慢品质。然而，这一很少被研究的个性特征可能会影响人们在政治、健康和其他领域的决策能力……

根据作者的定义，智识谦逊是自大或自负的反义词。通俗地说，它类似于开放的思想。利里说，睿智而谦逊的人可能有很强的信念，但也会认识到自己的缺陷，无论事情大小，愿意坦然承认错误。（艾莉森·琼斯，摘自2017年3月17日发表的杜克大学日刊，加粗部分着重强调）

为了显得更专业一点，下面几段为对上面所引文章的有用讨论：

智识谦逊一词有多种定义，但大多数的定义都集中于一个概念，即智识谦逊包括承认自己的信念和观点可能并不正确……智识谦逊的有些定义包括其他特质或特征——如低防御性，欣赏他人的智力优势，或亲社会取

向……

一种概念化的定义是，智识谦逊指认识到某一特定的个人信念可能会出错，并且能够适当注意到该信念的证据基础的局限性，以及个人在获取和评估相关信息方面的局限性。该定义限定了核心特征（承认某人的信念可能是错误的），并且将智识谦逊与对自己的知识或理解缺乏信心加以区别。由于知道自己的信念所依赖的证据可能存在局限性或者有缺陷，抑或可能缺乏相关信息，或者自己可能并不具备专业知识或能力去理解和评估相关证据，而暂时对某个信念不确定或持有较低的信心，这些都不是智识谦逊。（摘自The Psychology of Intellectual Humility，马克·利里，杜克大学）

“注意到证据基础的局限性”（或注意到未来不确定性造成的局限性）是一个更进一步的重要概念。以下是我在《周期》（Mastering the Market Cycle）一书中讨论的内容：

大多数人觉得，应对未来的办法就是对未来会发生什么形成自己的预测，也许是利用一个概率分布。我认为事实上要应对未来，我们必须做到两点，并不是一点。我们除了要对未来所发生的事情形成自己的预判外，还要估量自己这个预判有多大可能性被证明是正确的。有些事情，我们在预测时对自己的信心很大（例如，我们预测某信用评级为投资级别的债券是否会按约支付利息）；有些事情，我们在预测时无法确定（比如，亚马逊十年后会不会继续是在线零售领域的领导者）；有些事情，我们是完全不可预知的（比如，下个月股票市场会涨还是会跌）。我这里要说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预测都有相同的正确可能性，因此我们并不能同等地信赖所有预测。我认为，大多数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尽管他们本来应该了解这一点。

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对自己能正确预测未来的可能性有一个现实的认识，然后再选择行动方案并决定下注多少。任何对世界、经济或市场的未来确定无疑的人都可能是在自欺欺人。

所有一切都归结于如何处理不确定因素。对我来说，首先要承认不确定因素，并适度地给予尊重。正如今年1月我在备忘录《博弈游戏！》中引用安妮·杜克（Annie Duke）的话，

优秀扑克玩家和优秀决策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能坦然面对这个充满不确定性且不可预测的世界。他们明白，几乎永远不可能预知最终结果。因此，他们拥抱这种不确定性，与其专注于寻找确定因素，他们试图弄清楚自己有多不确定，尽可能做出自己最好的预测。（《对押注的思考》）

简单地说，智识谦逊代表“我不确定”，“别人可能是对的”，甚至“我可能是错的”。我认为这是投资者所必备的一个特质；很多我喜欢与之交往的人身上都有这一特质。

就像我在构思备忘录时时常发生的一样，最近，我从在芝加哥大学的朋友莱斯利·利希滕斯坦（Leslie Lichtenstein）处得到了一份十分有用的笔记，它把谦逊这一概念与当前的事件联系起来了。她这样写道：

今天早上，我在《行为科学家（Behavioral Scientist）》杂志读到一篇文章，作者是斯德哥尔摩大学实践哲学教授埃里克·安格（Eric Anger），题目是“意识上的谦逊——了解自己在疫情中的局限性（Epistemic Humility– Knowing Your Limits in a Pandemic）”，这让我想起了你和你最近写的几篇备忘录。文章开篇引用了1871年查尔斯·达尔文的名言——“无知比知识更容易带来自信。”文章接着说，“成为真正的专家不仅要了解这个世界，而且还要知道你的知识和专长的局限性。”（摘自莱斯利笔记）

对此我完全认同。对任何事都确定的人并不比对任何事都不确定的人更高明。真正的专家的自信源于理性，并且与证据的多少成正比。莱斯利的笔记促使我去查了她所引文章的原文，当中我发现了很多值得分享的内容：

在疫情期间，知识是非常缺乏的。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感染，或有多少人将被感染。关于如何治疗病人，以及如何帮助没有感染的人预防感染，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对于医疗、经济或是供应分配方面的最佳政策，存在着合理的分歧。尽管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努力齐心协力地解决这些问题，但离最终答案仍有一些距离。

我们目前缺乏的另一件事情是，意识到我们知道的太少……

鉴于我们对新威胁存在明显而不可避免的无知，频繁地表现出极度自信似乎有些怪异。然而，过度自信的问题在于，它在大部分时间里困扰着我们大多数人。这是认知心理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半个世纪的系统性研究。过度自信被称为“所有心理偏见的根源……”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真正的专家是不是应该对他们的信念有所保留，也不在于他们是不是不应该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毕竟，有些观点比其他观点有更多的证据支持，而我们应当对此直言不讳。关键问题在于真正的专家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应当运用恰当的自信——即有依据的、一定程度上的自信……

[将您在电视上听到的和医学统计学家罗伯特·格兰特（Robert Grant）的一条推文内容进行比较]：“我在大学里研究过这个东西，做了几十年的数据分析，写了几份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指南（包括一份针对传染病的指南），并且给医疗卫生专业人士讲授过。研究得越多越谨慎，所以你看不到我做任何有关冠状病毒的预测……”

认知上的谦逊是……一种智慧的美德。它基于认识到我们的知识总是临时的和不完整的——并且需要根据新的证据加以修正。格兰特明白我们在这种艰难环境下的无知程度；而其他人却不明白。缺乏认知谦逊是一种缺陷，它会对我们的私人生活和公共政策造成巨大的损害。

校准你的自信是很棘手的事。正如贾斯汀·克鲁格（Justin Kruger）和大卫·邓宁（David Dunning）所强调的，我们的认知和元认知技能是相互交织的。缺乏执行任务所需认知技能的人，通常也缺乏评估自己的表现所需的元认知技能。不称职的人处于双重劣势，因为他们不仅无法胜任，而且可能没有意识到[加尔布雷斯（Galbraith）所说的“不知道他们不知道的预测者”！]。这对业余流行病学家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果您不具备自己进行高级流行病学建模所需的技能，就应该假定自己无法区分模型的好坏。

……没有什么比学会去伪存真更加重要——区别提供来源可靠信息的专家与提供少量误导信息的假行家。可悲的是，后者非常常见，一部分原因是电视和政治对他们的需求更大。很难分辨谁是真专家，谁是假专家。但注意他们的自信程度是一个线索。对于那些没有相关信息以及不具备处理这些信息所需要的经验和培训，但极度自信地表达自己观点的人，我们可以放心地将其归为假行家，以观后效……

再说一遍，有自己的观点甚至是带着极大的信心在公开场合表达出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关键是，与假行家不一样的是，真正的专家在表达观点时会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所有希望自己的观点被真诚重视的专业人士都不吝于表现出认识上的谦逊品行。（Eric Anger，《行为科学家(Behavioral

Scientist)》，4月13日）

这个问题我想的越多，底线就越清晰：

世界是一个不确定的地方。

如今比我们有生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地不确定。

几乎没有人比其他人更了解未来。

然而，投资完全是与未来打交道的行为，这意味着投资者无法避免要作出关于未来的决定。

自信在投资中是不可或缺的，但过度自信可能是致命的。

事物越大（世界、经济、市场、货币和利率），获得高超知识的可能性就越小。

即使是对较小事物（公司、行业和证券），我们的决定也必须建立在对更宏大事物的假设之上，所以它们也是不确定的。

明智地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是最重要的技能之一。

为此，我们应该了解我们的预见能力的局限性，以及给定的预测是否比大多数预测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