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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在致股东信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大多数投资者，包括机构和个人，会发现投资股票最好的方法是持有指数基金，指数基金的管理费很少。采用这种方法的人肯定会战胜绝大多数投资专家的净回报（扣除费用和成本之后）。
巴菲特认为，指数基金是最适合大多数人的投资标的。巴菲特断言，那些希望通过得到外界“帮助”而获得超过平均回报的投资者，其最终回报一定会低于平均。证明过程很简单：
1.投资者作为一个整体，只能获得平均回报，减去他们的成本。
2.指数基金投资者，由于他们很不活跃，会获得平均回报，减去非常低的成本。
3.主动基金投资者，会有更高的交易、管理以及顾问费用。因此，积极投资者的高费用成本导致其回报远远低于那些被动投资者。
主动基金投资者承担了哪些高昂的成本呢？巴菲特用一个虚拟的G（Gotrocks，即既得利益）家族的譬喻，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1.交易佣金和手续费
G家族原本拥有整个公司的股份。经纪商劝说G家族的一部分成员，他们可以通过交易来买入股份或卖出股份，以期获得比其他成员更高的收益。结果是，G家族的成员依然拥有整个公司，只不过财富在不同成员手里做了重新分配。唯一的区别是，G家族的所得财富减少了，而更多的佣金落入了经纪商的口袋。
交易越频繁，经纪商（而不是投资者）就会赚得越多。
我们可以用一张图很直观地反映这一关系：越是牛市，成交量越大，经纪商也就赚得越多。反之亦然。大盘走势和经纪商净利润呈高度正相关。
2.基金管理费
G家族意识到，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占便宜”的游戏没有实际意义。这时候，基金管理人站出来建议道：“请一个职业的经理人，这样可以更专业化。对，我们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基金管理人的收费标准大致是这样的：1%-2%的年化固定管理费，再加上20%的非回拨性盈利提成。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合同约定业绩比较基准为5%，而这只基金今年取得了10%的收益。客户每投资100万元，管理人就要从中拿走2-3万元（1-2万元管理费加上1万元业绩提成）。
什么是“非回拨性”呢？就是说，今年赚了钱是要收业绩提成的，明年如果亏了钱，业绩提成也不会再返给你。
总之，赚了就要分一杯羹，亏了就全部由客户承担。正是这种不平等的安排机制，使得很多基金管理人在业绩不理想的情况下，仅仅靠做大规模就能收入不菲。
3.投资顾问费
G家族发现，挑选一个优秀的基金管理人，并不比直接挑选股票更容易。事实上，基金经理的数量，并不比上市公司的数量少。于是，投资顾问出来说：“来，我帮你们挑选基金管理人。”
结果是，G家族既无法挑选正确的股票，也无法挑选正确的基金管理人。当然，也就无法挑选出正确的投资顾问。
但在此时，G家族却真真实实负担了股票经纪人、基金管理人、投资顾问等三类人的费用。G（Gotrocks）家族变成了H（Hadrocks）家族，也就是从既得利益者变成了既失利益者。
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有多么庞大呢？大约占所有公司盈利总和的20%。现在，所有投资者只能拿到所有公司盈利总和的80%，而如果他们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做，本可以拿到100%的。
主动型基金的上述“弊端”，反过来恰好是被动型基金的“优点”：更低的交易频率、更小比例的管理费率、更少的财务规划和投资顾问等“摩擦”成本。
除了“低成本”以外，指数基金投资还拥有以下优势：
1.指数基金生命周期趋近无限
众所周知，再卓越再伟大的公司，其终点都是普通企业乃至消亡。而指数基金是自动更新的，道琼斯指数最开始的20个成分股，到现在存活的仅仅只有通用电气一家，但这100多年间，道琼斯指数却从100点上涨至25000点。原因在于，指数基金会自动将不合格的公司从成分股里剔除，由合格的新公司取而代之，从而保证了指数基金长盛不衰的生命力。
通常我们投资一家公司，会考虑到它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判断它的竞争优势期有多长，这无疑需要非常深厚的专业背景积累。而指数基金的“寿命”，理论上接近于国家的“寿命”。只要国家不崩溃，指数基金就可以“基业长青”。
2.指数基金不选股、不择时
投资股票成功与否，取决于三点：估值、品质、时机。择时通常是很难的，也被证明是无效的，因此简化为“好公司+好价格”。
由于指数基金是购买了一揽子股票，因此不存在对“好公司”的分析和判断；由于投资指数基金通常采用定期定额的方式，因此也不存在“择时”的困扰。于是，指数基金的核心就只有一个——估值。
3.指数基金估值更简单
对于任何一只主动管理型基金而言，都涉及到对每一只持仓股票的估值。投资者对每只股票的估值，可能都存在一定“偏差”。而且，针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股票，适用的估值方法并不相同。
与股票相比，指数基金的估值相对简单。根据格雷厄姆的观点，盈利收益率大于10%，且高于同期无风险利率2倍以上，即可视为低估。
也就是说，当指数基金的盈利收益率满足上述条件，即进入低估区间，就可以定期买入，获得一个摊薄的低成本。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这是非常可行易操作的。
我们来看一个指数基金战胜主动型基金的经典案例。
巴菲特在2005年发起了著名的“十年赌局”：我选择标普500指数基金作为我的“赛马”，挑战者选择不少于5只的对冲基金，10年后看看谁的业绩更好。
巴菲特话一出口，华尔街就陷入了集体的沉默。只有一个人——来自门徒合伙基金的泰德·塞德斯，表示愿意和巴菲特一较高下。泰德选择了5只母基金，然后将5只母基金投入到100多只对冲基金。
10年很快过去了，这场赌局的结果如下：
2008-2017年，标普500指数基金的总收益是125.8%，年复合回报率是8.5%，考虑到2008年金融危机对股指的“拖累”，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再来看看5只FOF基金的表现：表现最好的C基金，10年总收益87.7%，年复合收益6.5%；表现最差的D基金，10年总收益2.8%，年复合收益仅仅只有可怜的0.3%。
大家想一想，损失最大的是作为基金管理人的泰德·塞德斯么？当然不是。损失最大的是斥巨资买入这些主动型基金的广大投资者。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指数基金之父”约翰·博格的一番话：基金投资者所遭受的不幸和不公平的待遇，与我们那些在英国专制统治下的祖先并无不同。如同北美殖民地的居民一样，基金持有人应当负起责任实行自治。
有人可能会问，巴菲特建议大多数人购买指数基金，为什么自己却从来不买？
这里面其实蕴含着一个假设的前提：大多数人都不具备巴菲特的选股能力。适合巴菲特的路，并不是适合大多数人的最优路径。
正因为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不无揶揄地说：“倘若你只想读一本关于个人如何精明投资的书籍，请不要选择巴菲特关于价值发现的出版物。巴菲特不可能使你或我成为沃伦·巴菲特。”
杨天南老师曾提出投资成功的两条道路：成为巴菲特，或者找到像巴菲特那样的人。如果投资成功还存在第三条道路可能的话，那应该就是以正确的姿势投资指数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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