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金融如何促进碳减排、碳中和？

百年不遇疫情引发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气候变化问题更加受到重视。中国政府宣布“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欧盟27国决定2030年前加大减排， 2050年实现碳中和。拜登政府宣布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议。实现碳中和需要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力，也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协同。

金融如何促进碳减排、碳中和？这涉及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第一，金融是实体经济运行的结果，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金融体系有效地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说是金融跟随实体经济发展。第二，在实体经济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情形下，金融在一些方面可以起到纠正市场失灵的作用，比如发展普惠金融，可以说是金融引领实体经济发展。

绿色金融在以上两方面都可能有体现，前者的情形下，绿色溢价已经降到零以下，实体主体有经济动力使用绿色能源，金融为相关绿色项目提供融资。后者的情形下，金融本身助力降低绿色溢价。对绿色项目融资数据的统计往往涵盖这两方面，但从公共政策的视角看，金融引领实体经济发展可能更重要。

具体来讲，金融可以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降低融资成本，增加融资的可获得性，创造新的交易市场。一个直接干预的方式是提供优惠融资，比如贷款利率补贴、指定贷款领域等。开发性金融机构在项目早期融资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其他方式包括通过金融工具平衡投资者对绿色项目和棕色项目的风险认知，以及创新市场交易来增加绿色项目的融资可获得性。

在现阶段，为有效降低碳排放，绿色金融应该重点支持哪些领域？用什么工具？我们的估算显示，碳排放占比超过40%的电力行业的绿色溢价只有17%，这还是考虑到相关资产整个生命周期的固定成本的分摊，按可变成本计算的绿色溢价已经是负值，也就是用清洁能源的可变成本比化石能源低。鉴于经济的可行性高和碳排放占比大，现阶段重点支持的一个领域应该是电力行业以及其他行业的电气化转型。

基于这些项目的回报和风险可预期性较高，信贷和债券等固定收益工具应该是主要的支持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前述的绿色金融第一种方式。但有些低碳技术的应用要求较高的初始投入，第二种方式可以通过降低初始投入的资金成本或者提高其资金的可获得性来降低绿色溢价，促进私人部门经济主体的参与。绿色能源实际上是制造业，作为制造业大国，其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尤其突出，所以绿色金融也促进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绿色溢价高的行业，比如航空、建材、一些化工领域等，主要是受限于当前的技术条件，比如需要碳捕捉来抵消碳排放。对这些行业来讲，通过技术创新来突破瓶颈是关键，这需要相对长的时间，更需要资金投入。从资金支持来看，基础性研究的公共投入包括财政和开发性金融是一个方面，另外，有效的资本市场尤其股权融资促进高回报、高风险的创新，也有助于加速资源再配置使用。

对照现实，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融资量快速增长，ESG投资也成为热门话题。全球有超过40万亿美元的投资是按照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ESG)进行的。一些研究显示ESG投资回报平均来讲并不比传统的不受限制的投资回报低，绿色信贷、债券的利率并不比普通的产品低，说明对于投资者而言做好事和私人利益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这和一般的直观感觉似乎不同。有三个可能的解释，代表不同的政策含义。

第一，金融反映实体经济运行的结果，碳排放外部性在实体经济层面已经得到纠正，所以回报率没有差别，这样的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起码不是完整的。

第二，绿色标准不清晰，绿色金融支持的不都是绿色产业。评估一个企业的非财务表现不只是技术，也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需要选择一组衡量企业的环境和社会表现的指标，并设立一套基准情形的参照标准。目前看，这是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短板。比如什么构成ESG，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相信企业发布的ESG数据，并没有受到广泛认同的标准。由此，当务之急是改进绿色标准的认定和衡量体系，这是绿色金融的基础设施。

第三，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绿色项目未来发展的认知正面，降低了对风险溢价补偿的要求。这是因为金融工具一般是用于建立新资产的投资，是做加法。但这不代表存量资产不重要，金融也有路径依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与传统能源相联系的资产可能受到侵蚀，其对应的负债是金融机构的资产。

如何平衡金融体系的增量资产和存量资产，不仅涉及对绿色经济的支持，也关乎金融稳定，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央行和监管机构应该要求金融机构及时充分披露棕色项目资产的风险，对相关的资产要求更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覆盖，从而鼓励金融机构降低对高碳排放相关投资的支持，促进绿色项目投资。另一方面，建立有关棕色资产的风险暴露和处置机制，有利于在绿色转型过程中维护金融稳定。

（文章来源：中新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