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全球化的关键是1990年前后发生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在那之前，上溯到19世纪初，在接近200年的时间内，旧全球化以西欧和北美工业化国家主导的殖民、征服、威慑世界格局，半强迫式地建立了全球化格局，降低商品贸易成本，不惜用军事力量打开那些不愿加入全球化国家的国门。旧全球化逆转了19世纪初以前长达几千年时间之中，东亚、南亚、中东古老文明主导世界经济的格局，转由欧美强国主导。
西欧和北美工业化国家，以及日本因此集中掌控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军事霸权。但从1990年开始，这些既有的工业国家开始丢失自己之前的领先份额。数据显示，到2010年，欧美日工业化国家在全球制造业所占份额已经回落到1945年之前，而其“丢失”的份额恰好被中国、韩国、印度、波兰、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六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获得，这其中，崛起最明显的就是中国，所占份额已经上升到20%以上。这就是瑞士经济学家、日内瓦国家关系及发展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鲍德温所说的“大合流”。
理查德·鲍德温认为，旧全球化促成了商品生产与消费的分离，这可以称为全球化的第一次解绑，但从19世纪初到1990年，思想交流和人口流动的成本却没有下降。这意味着，旧全球化尤其有利于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使他们能够先发制人地获得全球市场，通过工业生产形成地区工业化的集聚，再不断推动实现技术创新。100多年的时间，旧全球化造就了全球格局的巨大分化，欧美日工业化国家与其他大部分国家之间呈现巨大的贫富分化，这正是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大分流”。
新全球化从根本上降低了思想交流的成本，并使得全球化迎来第二次加速过程。由此，即便是复杂生产过程也可以在很远的距离外得到协调、协作。发达国家通过向中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生产过程，来获得相比过去较大的收益，而新兴工业化国家也从中受益，因为生产并不能孤立存在，即便跨国公司有意避免，也必须将营销、管理、技术知识以及再生产上述知识的流程带到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也被称为第二次解绑。所以，而今全球各产业的边界，取决于生产网络在国际上的分工边界而非国家边界。
但必须注意的一点是，1990年至今，除了中国、韩国等六国从新全球化格局中获益外，其他国家几乎不受影响。对此，理查德·鲍德温在书中指出，上述六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文化和技术素质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且发生在国内以及邻近国家之间的人口流动成本较低，这就使得它们能够较好地把握住发达国家对外转移制造业产能的机会，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对营销、管理、技术知识及其再生产过程的学习转化。
正如本书所说，国家间在经济上的竞争，在过去往往比较清楚地遵循比较优势准则。但新全球化带来的第二次解绑重绘了生产的国际边界，比较优势就被非国家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参与全球化竞争能否获得有利地位，就要看能否有效地将本国资源、产业体系、劳动力融入某套价值链，让这套价值链的运行效率最优化。作者指出，中国、越南、印度与美国、日本、西欧国家在许多产业的密切合作，效率要大大优于那些主要使用自己的技术、劳动力来独立运作价值链的国家。
新全球化带来的第二次解绑，促使产业部门转移为产业阶段，外包、协作变得十分普遍。当然，外包、协作需要得到良好的组织和运营，从而才能尽可能地发挥分工的效率。书中指出，更好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带来了更好的协同技术，让分工效率变得更高。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相对于劳动力的重要性提高，这也是为什么工作流程和岗位会从欧美日工业化国家，转移到前述六个有代表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因为高技术与低工资的搭配，要比高技术与高工资的搭配，对于资本而言更加有利可图。
这意味着，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即便因为新冠疫情的暴发，刺激了卫生保健用品行业在内的一小部分制造业的产能在这些工业国家回流复苏，但制造业不可能整体回流。按照作者的观点，欧美日发达国家以及中国沿海的部分地区要增加就业，不必去挽留那些因为经济定律注定要流失的岗位，而应通过良好的职业培训和配套产业政策，让本地的劳动者开始从事制造业的相关配套服务业。
这本书还展望了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的全球化第三次解绑，也就是新科技可以让人们不用旅行就能跨越空间提供服务或者完成任务，以“虚拟移民”或跨国“远程交流”来参与全球协作、分工和竞争。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欧美日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空心化态势，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长空间很可能会变得更大。
（文章来源：中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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