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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入他人之室“捉奸”，的确算是私闯民宅，但构不成刑法上的非法侵入住宅罪。
“妻子‘捉奸’反而被医院副院长报警称‘入室抢劫’”，这样一则新闻，日前引发社会关注，也激起舆论场中对“捉奸”行为边界与“私闯民宅”界限的讨论。
据媒体报道，成都王女士怀孕期间，其丈夫、身为某民营医院副院长的刘某清出轨女同事。住在27楼的她，发现刘某清和女同事租住在同单元24楼，遂带人“捉奸”。王女士称，她在进入房间后被丈夫殴打。可当天她收到丈夫报案称，她“入室捉奸”的行为属于“入室抢劫”。目前警方正在侦办此案。
毫无疑问，这是一起私人感情纠纷引发的社会案件。从公共层面讲，私域的情感纠纷没有太多公共价值，价值往往止于“八卦谈资”，但该案涉及的某些法律相关问题依旧有探讨价值。厘清这些问题，也能起到借案普法的效果。
很多人会为“捉奸”赋予某种“快意恩仇”的色彩，但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出轨”牵涉的道德问题是一码事，“入室捉奸”涉及的法律问题是另一码事，一码还得归一码。“入室捉奸”是否属于“私闯民宅”，这问题确实值得认真辨析一番。
在法律上，居住安宁是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之一，任何人没有法定事由不能擅自闯入他人住宅。
法定事由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国家公务人员因依法执行任务而进入住宅，如搜查取证，抓捕犯罪嫌疑人。二是紧急避险，为了维护一个更大利益而不得已破门而入，比如进屋救人，或者为了挽救邻居的重大利益，不得不“破门而入”采取某种紧急行动等。
王女士带人闯进他人住宅，并非这两类情形中的一种，而是为了获得丈夫出轨的证据。这样的动机和行为应该如何界定？
首先，虽然王女士丈夫出轨行为损害了其婚姻权利，但其婚姻权利与他人住宅安宁权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衡量利益大小问题。其次，“捉奸”当日不存在迫不得已的“破门而入”的紧急情况。所以，王女士带人“捉奸”属于私闯民宅。
只不过，结合王女士的主观动机及其丈夫存在过错的情况下，王女士带人“捉奸”固然属于私闯民宅，却很难构成刑法上的非法侵入住宅罪，也很难达到用刑法来量刑制裁的程度。
在这类事件中，与非法侵入住宅相关的，还有后续行为评价问题。如是否存在拍裸照后扩散传播、拿走房屋内财物等情况。
单就“情”急之下私闯民宅的行为来说，即使社会能够理解、法律予以宽容，也不值得提倡。在婚姻家庭案件中，法律不会鼓励“捉奸”。当然通常而言，对于受害者的举证做法，进入司法程序，法庭可能会作出有利于举证者的裁量，而非以“非法侵入住宅”为由一概否定证据。
无论如何，在入室捉奸问题上，“捉奸”的边界就是止步于违法之前。不单是“捉奸”，很多举证行为都该如此——目的正当，不等于手段上就能不讲究。这点还得重申。
□金泽刚（法学教授）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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