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克图纳仁
我们与超克图纳仁老师相识将近三十年了。2018年春节后,《爱在内蒙古》摄制组采访了他。当他听说“口述史记录工程”有我俩参与编导,很是高兴,不时地向摄制组提到我们与他的忘年之交。节目刚刚制作完成,我们正要去家中看望他,万万没想到噩耗传来,他竟然与世长辞了,我们一遍遍地看着初编好的节目,在哀思中,感谢上天让摄影机完整地留下他最后的音容笑貌。
1938年,因为家境贫穷,超克图纳仁刚刚小学毕业,家里就无力供他去上中学,给他包办了一门亲事,想让他早些成家立业。那时候已经读过了好多文学作品的超克图纳仁,受巴金小说《家》《春秋》的影响,毅然逃婚,投奔了北京的四爷爷想继续求学。在四爷爷的鼎力支持下,他进了汇文中学。四爷爷有个文化氛围很浓的殷实家庭,四奶奶是个戏迷,几乎每周都会带少年的超克图纳仁进戏园子。四奶奶边看边给他讲戏中的人物和故事,讲梨园行的逸闻趣事,他听得入迷,渐渐成为小戏迷。正是这段戏剧启蒙教育与审美熏陶影响了他的一生。于是在学校参加了演出队,经常自编自演活报剧,开始了他最早的戏剧实践活动。
1946年,超克图纳仁高中毕业,回到了故乡,到旗公安局工作。这一年他结识了也是刚刚参加工作的蒙古族姑娘琴子,二人遂结为伉俪,双双调入新成立的内蒙古文工团。
那个时候的文工团员也是要一专多能,超克图纳仁回忆道:“我们除了演出还得装置布景,一个人一个铁榔头。剧团团长周戈是延安过来的老同志,大家都尊重他,他什么都知道。他教我们怎么装布景,怎么钉钉子没有声音。”老师的言传身教,深深映印入了他们的心中。这时,周戈开始辅导他们写剧本,经常让他们把生活中的细节描写出来。超克图纳仁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周戈给他们出了一个题,让大家用二十多个字写个故事小段,写人物、动物都行。当时,他和玛拉沁夫等几个人低头各写各的,超克图纳仁想了想,写了三句话:“身穿白袍子,走道像君子,大叫像骡子。”周戈说:“你这个鹅很形象。”超克图纳仁就坦白说:“这是小时候我奶奶给我讲的,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周戈说:“你说老实话,更该给一百分,好!”周戈对团员们的要求特别严格,但他严得有道理,用超克图纳仁的话说:“他教训你一次,就让你永远忘不了。”就这样,在严师的指导帮助下,超克图纳仁和琴子进步很快,从细节到片段,再到小戏,循序渐进,逐渐开始了个人独立的剧本创作。
1956年初,超克图纳仁的话剧作品《我们都是哨兵》,在北京首都剧场成功上演,使他的创作天赋崭露头角。这时内蒙古的文化工作也在时任文化局局长布赫同志的带领下,迎来了鼎盛时期。紧接着,超克图纳仁创作的多幕话剧《巴音敖拉之歌》在《剧本》月刊发表,很快引起了北京人艺的重视,人艺的艺术处副处长凤子亲自把超克图纳仁从呼和浩特请到北京改剧本。这个来自草原的蒙古族小伙子,有幸近距离接触到曹禺、老舍、焦菊隐、欧阳山尊等戏剧大师,看他们导戏,听他们讲戏。正是在这些前辈大师的教诲下,迎来了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面对摄像机,年过九十的超克图纳仁清晰地记得当年曹禺先生给他讲课时说:“戏这个东西,一句话就是编故事,好戏就是故事性强,想写好戏就得编好故事。而好的故事都应该是从生活中发掘的。”大师的话启发了他,使他想到在牧区体验生活时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讲的是一个外乡的牧马人爱上了王爷的女儿,却遭到王爷的反对,小伙子被迫远走他乡。临走时,他向姑娘说,“等到小青马的尾巴长到碰地时,我就会回来娶你。”姑娘盼啊盼,一等几十年过去了,眼泪都流干了,小伙子却再也没有见到踪影。他把这段凄美的草原爱情故事讲给了大导演焦菊隐。焦菊隐听后,马上鼓励他以这个故事为戏核,创作一出多幕话剧。
前辈的鼓励增强了他和琴子的信心,从此夫妻二人开始了艰苦的创作,他们回到草原搜集素材,体验生活,老师讲授的戏剧理论和创作方法指导着他们克服了一个个难题,有时为了一个情节,他们常常十几天苦思冥想,到了忘我的境界。就这样,他们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话剧《金鹰》剧本终于刊登在1957年第九期《剧本》上,这可是当时全国最具权威的戏剧创作刊物,《金鹰》一经发表便获得戏剧界好评。《金鹰》全剧四幕七场,讲的是蒙古族青年布尔固德,勇敢坚强,富有正义感,被蒙古民族誉为草原上的金鹰,在躲避王爷追杀中与蒙古族姑娘珊丹相遇,两人相爱相伴,最终逃出牢笼,像雄鹰一样飞翔在草原上。
不久,内蒙古实验剧团和内蒙古民族剧团先后由珠岚其其格导演排演了这部剧,开始在全国舞台和农村、牧区演出。《金鹰》在草原上起飞了,飞到全国各地,还被改编成不同剧种。
超克图纳仁和琴子在九十多岁高龄时,仍然记得六十多年前在牧区的一次演出。那天晚上《金鹰》在草原上搭的台子上开演了,戏演到中途,突然下起了大雨,照明的汽灯被浇灭了。主持人不得不宣布明天继续演出,话音刚落,台下观众异口同声喊道:“不行!不行!”牧民们亮起手电筒,一束束光齐刷刷投射到舞台上。深受感动的演员接着演了起来。风在刮,雨在下,草地上的积水越来越深了。观众们都站在雨中聚精会神地看着,在手电筒的光照下,演员们的台词念得更加响亮了。
那一天,他们看到我们的人民是多么需要好的艺术作品,知道了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他们也知道那样的场面再也不会有了,知道一生遇到一次那样的场面也足够了。写作的辛苦在观众的掌声和欢笑中得到了回报。
不久,《金鹰》的英译本出版了,香港长城影业公司看到剧本后,给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写信,希望把《金鹰》改编成电影。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恰逢长城影业公司经济不景气,希望作者无偿出让改编权,为了支持这家影业公司,超克图纳仁和琴子便同意了港方的要求。
1961年夏天,摄制组先后来到锡盟草原和呼和浩特乌素图正式开拍。当时笔者专程骑车赶到拍摄现场,第一次见到了电影是怎样拍摄的。电影《金鹰》完成后在香港上映,感人的故事和壮美草原风光立刻轰动了香港,创下了当时香港票房的纪录,长城影业公司也因此打了个经济翻身仗。
超克图纳仁和琴子既是夫妻,又是合作者。七十余年来,他们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创作了一部又一部作品。用超克图纳仁的话来说:“她的脚下有我的脚印,我的脚下有她的脚印。我们共同吃苦,共同接受历练。”他们在生活的河流中共同淘取金沙,用想象力将金沙锻造成一只只飞翔在草原上的金鹰。
就这样他们从年轻走到年老,回顾来路,那一行交错的足迹都印在他们深深眷恋的草原上。(文/李悦王新民)
(内蒙古老作家、艺术家口述史记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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