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疫情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传播和一些国家在应对上的失据无措，使得“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言论一时甚嚣尘上，全球化路在何方，引起很多人思考。

似乎全世界都在讨论“去全球化”“脱钩”、将供应链转移回国内、减少对国外供应的依赖，以及有利于国内的生产与金融措施等议题。一些跨国企业开始实施全球战略调整，促使供应链本地化、区域化；国际秩序和全球化的节奏也随之加速调整。贸易保护主义、单边制裁、汇率操纵、限制移民等“逆全球化”举措趋向强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以邻为壑，经济自利主义表现激烈，国际组织和超国家机制凸显无力无策，世界经济体系趋于碎片化。疫情蔓延致使过去几十年中创立的制造业全球布局，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阻隔，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正常链接关系，被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一定意义上的停顿截断。企业被迫重新构筑供应链，将生产基地向国内转移。疫情过后，如果缺乏动力以保护全球化带来的共同利益，那么20世纪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将会面临挑战。

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世界不可能退回到过去

经济全球化犹如百川汇成的大海，不可能再退缩为相互隔绝的湖泊。世界的确回不到过去了，全球化也不会由此走回头路。人们不会告别全球化世界，而是将以新的方式生活其中。与任何事物的发展趋势一样，全球化将受到新的历史进程的制约和规范。曾经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持续成型的全球化历史进程，不仅仅在经济发展即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范畴形成相互紧密咬合的齿轮组结构，而且业已在政治，文化，国际秩序、体制、机制，社会心理，人类社会生活场景、样式等方面，构造出了紧密依存的全球关系与秩序，绝非以粗鲁而简单的方式就可被解构和拆解开来的。全球化的哲学观和政治观，甚至已成为即使是去全球化主义者也无法在短期内可以随意摆脱摒弃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全球化的基本动力、要素构成未变，全球化的内在逻辑以及长期形成的发展环境未发生根本改变，疫情过后将以新的形式、特征更加迅猛地显现，推动世界经济体系发生深刻变革。跨国企业既不会自造出全球产业链，也无法把自身产业链统统搬回本国，更不可能把整个产业链跨国搬迁。除去适当考虑极端情况下的供应风险，实施适当分散产业链的集中度之外，跨国企业仍要按照价值、成本和利润规则，以低成本、高效率、高利润生产原则重新布局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以求最终达至全球资源配置的新平衡，全球供需与市场的新协调，全球利润分配格局的再构造。新的资本源泉将会从新的增长点汩汩涌出，新的全球公共产品将会不断产出，追求平衡、协调、绿色、可持续将会成为全球化新进程的重要特征。在亚洲，资本市场已经敏锐地嗅出了绿色发展的巨大增长机会，金融市场、金融科技、绿色金融三大领域之间的耦合在疫情之前即已悄然发生，金融暨资本的“绿化”，无疑将推动更绿色、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新工业革命和可持续发展等推动国际生产体系走向一个拐点，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似乎加剧了这一转变。

国际生产体系面临转型

未来10年或将是国际生产体系转型的10年。国际生产转型并非简单的“去全球化”或是全球化进一步加深的过程，而是两者的综合体。全球化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多边，一个是区域。目前区域和双边合作的进展明显快于多边。部分行业如汽车、电子产品、纺织服装等是以效率为导向的全球价值链型产业。在国际生产转型中，这些行业将会从全球价值链转变为区域价值链生产，而农产品加工、旅游、物流等行业却需要更加贴近市场和客户，这些行业可能需要更多地遵循本地化的发展路径。同时，制造业和服务业也有差别。尽管部分制造业可能发生由全球化向区域化的转变，但受新技术驱动，很多服务业则将实现进一步的全球化，内部分工更加细化，部分服务外包也会更加普遍。这些趋势表明，全球价值链体系正面临严峻压力，全球价值链结构和空心化风险正在加大。国际生产转型将给各国带来的挑战主要包括：全球范围内撤资和投资转移的增加，引发各国为吸引外资展开更加激烈的竞争，但同时跨国公司对生产基地多元化布局以及为提高产业链的韧性对国际生产结构的大幅度调整，会让更多国家和企业有机会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国际一体化生产体系中来。鉴于国际生产对于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和增长、创造就业以及低收入国家发展前景的重要性，政策制定者需要维持一个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环境，以促进国际生产体系的逐步调整。

未来影响国际生产的新工业革命有3个关键技术趋势：机器人自动化、供应链数字化和增材制造(3D打印)。这3个关键技术将影响未来的国际生产体系变革，对全球价值链的长度、地理分布和管理方式产生不同影响。自动化可以减少生产中的人工成本，提升规模经济；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削减生产系统中的管理和交易成本，更高效地协调复杂供应链；而3D打印则可以让生产活动在地理分布上更趋分散，更接近市场和客户。采用这些技术的速度和广度将受到各国贸易和投资政策环境宽松度以及国家和地区对于可持续发展关注度的影响。未来10年国际生产体系转型可能会呈现出产业回流、生产布局多元化、区域化以及复制化生产四种变化轨迹。其中，产业回流将主要影响技术含量较高的价值链密集型产业，其结果是价值链更短更集中，生产附加值的地域集中度更高。生产布局多元化将主要影响服务业和复杂价值链制造业，使得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更加广泛。多元化将增加经济体和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机会，但对数字基础设施提出更高要求。同时供应链数字化将使价值链的管理更趋松散、更轻资产化。生产区域化将主要波及区域加工业、第一产业，会促使某些全球性效率驱动型投资转变为区域范围内的市场驱动型投资，部分对全球价值链各垂直环节的投资将转变为更广泛的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类型的投资。由自动化和3D打印推动的复制化生产将主要推动枢纽型和区域加工产业的发展。外资将从大规模产业活动转向相对分散的制造业，其对东道国基础设施硬件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等提出较高要求，而能提供本土生产基地和配套服务的区域将会更具吸引力。从总体上看，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会减少和缩短，与其相关联的贸易以及效率导向型跨国投资也都会减少。区域价值链会增多，区域贸易也会增加。

全球化呈现出数字化特征

全球化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数字化特征，与当代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化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完全融合)历史性地交汇在一起。数据已成为核心经济资源。数字化席卷越来越多经济领域。数字化而非传统实物贸易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纽带。

远程办公、学习和电子购物成为新生活方式。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逼迫各经济体自主施行大规模远程办公。人们在几个月内似乎就看到了原本需要几年或更长时间发生的数字经济转型。依靠技术，物理空间的人际互动正在被转移到网络空间。办公室、中小学、大学、医院门诊以及其他一些工作场景可能会发生改变。

全球在线贸易突飞猛涨。一些数字科技巨头在危机期间发挥的作用体现在其飙升的股价中，巩固了它们的市场份额，还提供了一个表明它们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机会。疫情期间，这些数字平台掀起了一波无可遏制的电子商务风暴。从自动驾驶汽车到网上送餐业务，无不成为电子商务巨头们洽谈收购的目标。过去几年中，中国电子支付行业爆炸性增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2018年中国电子支付的交易额是5年前的28倍，1/5的交易通过电子支付进行，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拥有数字钱包。

中小企业可能比大型企业做得更好，因为它们轻巧灵活、便于转身。例如，疫情及其导致的社会停摆进一步打击了线下购物，疫情期间直播带货在线消费在我国迅猛发展，迅速占据市场份额。

疫情蔓延深化成为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人服务的驱动器，刺激我国数字经济增长提速，这些趋势无疑将持续到疫情之后。疫情限制了人员的流动接触，科技企业迅速作出市场反应，加快研发自动交付服务。疫情中消费者出行受限使社区商务回归，促使原本趋于萎缩的社区商务成为企业与消费者沟通的关键环节。各地的连锁超市的小型终端商店和在线订购的食品、日用品的配送物流企业，都获得爆发式的增长。基于用户年龄范围、地点和其他人口特征的在线消费新模式，在原本市场缺失的老年人和农村居民中增长尤其明显。无论是疫情中还是展望未来，我国民众的卫生健康意识普遍增强，健康安全的饮食、衣饰穿着、居家生活方式，以及个人医疗保健、体育健身，已蔚为大观，成为我国人民普遍的生活样式。消费者将更加注重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偏向于更健康、安全、环保的选择。这将迎来食品行业、医疗保健事业、体育健康产业的增长，催生相关新技术发展。

疫情使得国家电子货币及其验证、结算和清算系统的前景得以凸显。借助程序设置就可以进行交易，无需主要银行账户的介入就可以收款和完成购买行为，这使得电子交易更加安全和便捷。金融技术和银行领域将发生改变，将出现特殊的货币流通途径。一方面，数字货币有助于扩大经济货币化；另一方面，又可以在银行范围之外进行部分货币发行，使资本流动获得更大的自由。中央银行和政府将获得额外的以特殊的货币流通途径发行货币的能力，而这种途径同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数字领域相关，与银行系统无关。（马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