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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数治”化

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数字时代兴起的历史交汇期,数字化转型已成大势,并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文化。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促使治理方式的大变革,必然面临如何依据和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社会治理。确立“数治”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数治”的概念及特性

“数治”,就是依数而治、循数而治,即凭借有效的收集、分析和处理数据来治理国家以及实施相对应的数据治理。“数治”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数据治理,它是一种思想理念,如同法治、德治一样,“数治”也是一种治国方略和社会调控方式。数治之“数”,并不是传统意义的数据,而是指在互联网普及之后,因为数码化而记录、积累成为可供计算机快速提取、分析的大数据,以及由此形成的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集成及迭代。

“数治”作为包含着内在价值规定的一种治理理念和方式,彰显了现代治理的主要特征:

清晰精确。清晰和精确,是有效社会管理和控制的前提。数据时代,可以让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和精确。今天,在经济运行、社会治理、信用建设等各方面,都可以运用大数据的实时、精准和智能等特点,不断提高治理的精确化。

客观理性。让数据说话,能真正实现决策的理性。在数据时代,公共决策最重要的依据将是系统的数据,而不是个人经验与个人意志。在某些环境下,甚至可以通过智能系统自动判断一些具有通用模式的政务服务,自动作出决策。

共享共治。数据开放为公众更加广泛地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如我国法院裁判文书的全面开放,催生出大量基于对裁判文书内容的整理和分析而形成的新型法律服务,智能司法技术的发展,又为提高审判效率、保障审判结果公平公正提供了有力支撑。

透明高效。数据被有效共享后,所有信息都是透明的。透明不仅满足了公民的知情权,而且公开透明本身就是有效的治理方式。如基于数字技术构建市场监管行为追溯系统,使经济行为透明、可控,可以追溯经济行为源头、追踪经济行为流向、查询经济行为信息、追究经济行为责任,从而提高对经济交易全程的监管效能,保障公众经济行为安全。

“数治”:治理方式的根本变革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促进公共服务便民化。从供给导向转为群众需求导向,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强化以人为本,建设数字政府,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公民将可以随时随地在任何设备上获取高质量、个性化的政府数字信息和服务。

树立“数据说话”理念,促进治理精准化和决策智能化。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治理升级,建立适应互联网、大数据的即时反馈的管理组织结构,打造数据中台,推动流程再造,实现治理精准化。运用大数据管理方法和技术,挖掘数据价值,发挥“数字感知、全景洞察、智能执行、智慧决策”四大能力,开展预测和趋势分析,实现全方位、多层级、多维度动态管控,推动决策智能化、科学化。

树立“开放共享”理念,促进治理清明,激发创新活力。通过数据开放共享,使国家和社会治理更加公开透明,有效防范权力寻租,打破数据垄断和壁垒,推进对外数据开放、对内数据共享,实现数据跨层级、跨领域的快速流通与互动,深入挖掘数据之间的深层次联系,构筑共创共治的开放创新体系,释放数据红利,促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

抓住历史机遇,推行“数治”

依托“数治”重塑治理方式。确立“数治”作为新时代治理方式,大力倡导依数而治、循数而治,紧紧抓住数字革命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贯彻数字中国战略,充分发挥中国在新时代的“数据优势”,驱动治理方式的根本变革,提升治理效能,尽快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加强组织保障和战略规划,统筹推行“数治”。推行“数治”,涉及技术、制度、机制、理念等多层次、多方面,需要建立上能全面统筹、下能主导执行的强有力组织机构,实施整体规划和协同发展。通过谋划和指导信息技术资源的最佳利用来推行“数治”,提升治理能力,支持治理目标的实现。

构建“数治”法律体系,以法治保障“数治”。坚持立法先行,按照安全与发展并重、促进与规范并举的原则,借鉴先进立法成果,综合运用立新法、改旧法、废旧法、作立法解释、作授权决定、作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等多种方式,加快相关立法进程,以良法保证善治,以法治保障“数治”,推动“数治”与法治共治。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强“数治”政府建设。转变政府职能,打造基于整体政府的统一数字平台,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打通信息壁垒,形成社会治理强大合力。创新监管方式,建立整个政府范围的数字管理平台,加强数据整体治理,提高监管透明度和效率。强化隐私保护,依法维护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

增强“数治”意识,培育“数治”文化。推行“数治”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也是治理理念转变的过程。人们往往将数字化转型简单地看作IT驱动的传统线下流程向线上迁移,忽略其对政府业务流程重组、组织架构创新与文化变革的重要作用。各级决策层必须坚定推行“数治”的战略决心,大力倡导“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的“数治”大格局。(朱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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