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军
二十七、工作与家务
那几年还经常去的一个地方，是中山西路南边的新华书店，当时那是呼和浩特市最大最全的书店。开始有连环画(我们叫做小人书)出版时，每当看到书架上有新书出现，我就想办法攒点钱，尽可能买回来。那时的小人书都是黑白画，十分简朴，每本一般都是1角多钱，厚的也有两角以上，薄的则只有5分或8分。买本薄的比较容易，而买本厚的则较为费劲，有时也不舍得买，或者还未等攒够钱，那本书已经卖光了。买回家孩子们都来翻着看，最后积攒起来几十本，整整齐齐排列好，存放在一个小木头箱子里，后来搬家时也都带着这些书。据说，改革开放以后，这些旧的连环画变得很值钱，有的价格翻了几百倍，但我们家的后来却都被妹妹给失散掉了。
我还有一个爱好是积攒香烟盒，从旧城大召前街旧院开始，直到小学毕业，积攒的各种烟盒有上百种；五颜六色各种图案，是孩子们中间积攒最全的一个；夹在厚厚的两本书当中，每页一张，把相近或相似的挨着放；经常领着小朋友们翻看，他们总能看到从未见过的烟盒。这些烟盒一直保存至今。
我去这个新华书店的习惯保持了很多年，直到工作以后也经常去浏览，买的最多的是文学、历史等社科类书籍。
住在姑子板的那一段时间里，也有让母亲感到高兴和欣慰的地方，那就是当地居委会较为健全，而年轻又有文化的人却很少，所以母亲很快就成了居委会的骨干分子，经常忙着跑腿儿、开会什么的，逐渐和居委会主任熟悉起来。有一次居委会主任偶尔走进我们的院子，本来是通知母亲去开会的，就顺便站在我们家的房子前仔细察看了一番，然后若有所思地说：“真是危房啊。你们也敢住？”母亲就赶快说：“主任啊，这也是没办法。我们家两地分居，三个孩子又小，生活确实太困难了。”三天以后主任又来找母亲，高兴地告诉她：“今年的招工指标下来了，居委会推荐你去盐站工作，地点在西货站一带，路途虽然远一点，但工作应当不错。”从此以后，母亲就骑着自行车起早贪黑地往西边跑，回到家就赶快生火做饭，感觉十分忙碌，每天的时间好像总是不够用。
那大约是1971年，我不足13岁，三个小孩儿待在家里，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每天母亲做饭时就把次日的饭菜同时做好，留在锅里由我们自己热饭吃。但那时生火做饭实际上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小孩儿经常生不着火，有时还弄得满家烟雾，灰头土脸，呛得满眼泪花，甚至感到有点气急败坏。生火时先划火柴点燃一团揉起来的废纸，放在炉灶中，然后在上边加放柴火，等柴火燃起时再放上煤炭；并要选一些小颗粒的煤块，因为面煤没有缝隙，火苗蹿不上来，往往点不着。而在这个过程中，适时地拉风箱吹风十分重要；但吹风的力度大小却很难掌握，有时风大会把火吹灭，有时风力不够火又会熄灭。总之，对不常生火的人来说，点火与拉风箱很难两边兼顾，实际上是难度不小的一个活计。
进入冬季，北方的天黑得很早，大风刮起来时正好从门洞直吹我们家的窗户，一夜呼啸不止，窗棂被吹起来的沙粒打得叭叭作响，我们躲在家里生怕门窗被大风刮坏。母亲上夜班时，更担心取暖的炉子出事，尤其害怕我们被煤烟给熏了，因为附近每年都有煤烟熏死人的传说。所以每次上班时，母亲就反复叮嘱我们把炉子看好，千万不能在炉子往外冒烟时睡觉。如果出现冒烟的情况，就一定要赶快打开门窗，务必等把屋里的烟雾放干净以后才能睡觉。这些事情对大人来说问题不大，但对孩子却不容易做到。因为孩子贪玩，有时会着迷，犯起困来常会一下子倒头就睡，叫做“秒睡”。
母亲“三班倒”在下午上班时，到半夜才能回到家中，而那时我们早已都进入梦乡。门是从里边用一个门闩插上的，她在外边开不了，就敲门叫醒我们；有时我们睡得太沉了，叫许多遍才能唤醒。我从被窝里翻身起来，跳下地开门，然后再掉头上炕钻进被窝里，未说几句话就又睡着了。
家里还经常有耗子出没，有时会从麻纸糊的顶棚上快速窜过，哗啦啦巨响，我们总是害怕耗子会从哪一处破损的纸顶棚上掉下来；有时还担心有贼来偷我们家的东西，尤其是在刮大风时，窗外响声不断，经常感觉有人会乘机用簸箕来偷我们家的煤炭。
有一次我生病了，高烧不退，正好赶上母亲去上夜班，就让我多喝点开水早点睡觉，然后她骑着自行车匆忙走了。可是在工作岗位上，母亲却总感到心里不踏实，就和工友们念叨起家里的事来。大家都觉得有些不妥，认为遇到这种情况就应该请假不来上班了，因为万一孩子在半夜里发高烧抽起疯来怎么办？母亲越发感到担心，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下班后，就抓紧时间匆忙往家里赶。几个工友也害怕我们出什么问题，便主动陪着母亲一起来到我们家里。进门后她们看到三个小孩安然无恙地睡在炕上，我的发烧似乎也好了很多。同时还发现在我的被褥边上，顺放着一把斧头和铁钩什么的，他们问这是干什么？我说，防范有小蟊贼来偷我们家的东西！她们几个听了都笑起来，不过笑声中也多少感到有点心酸。她们议论说，孩子还是太小，这说明是自己待在家里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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